作者：卿尚兵
上一回讲到做检察官时纠正的一起张三猥亵儿童冤案。其实只讲了一部分，即从辨认程序中发现端倪，从而否定三名证人辨认笔录的证明力。但真正让案件柳暗花明的，是无意当中获得的一份客观证据。
张三因猥亵儿童罪被移送审查起诉后，张三的老婆即开始上访，在检察院门口堵我这个承办人，要求放人。在数次接访后，一次无意当中听张三老婆埋怨了一句，他老公太喜欢骑摩托车了，2008年时还因骑摩托车摔伤住了一个月的医院。
张三的老婆只清楚她老公因对着小女生撒尿被逮捕，并不清楚公安还移送了2008年猥亵儿童的案子。
2008年摔伤住院，2008年猥亵儿童，发生在同一年，这引起了我的警觉。
我问：摔伤是几月份？
她答：大概是11月份。
猥亵儿童案也发生在11月。
我问：摔得重吗？哪些部位受伤了？
她答：腿都摔断了，还动了手术，全身上下都是擦伤，脸也摔烂了。
我问：当时住在哪个医院？
她答：中医院骨科。
小李同学被猥亵后及时报警，这个时间是确定的。医院病历明确记载手术时间，也是明确的，一对比，小李被猥亵是在张三手术后五天。
我问医生：这个病人手术五天后能骑摩托车吗？
医生答：下床活动一下倒是可以，骑摩托车不可能。他全身都是擦伤，包得像个粽子，怎么骑车？
有嫌疑人的供述，并准确指认了犯罪现场，有被害人、证人的明确指证，一起看似无懈可击的猥亵儿童案，就这样破解了。
如果要问我当时的办案心得，我可能会引用一句古语来佐证，“捉贼捉赃，捉奸捉双”，这句话里体现了古人的智慧，只有“赃”和“双”这种客观性极强的证据才不容易捏造。
其他的证据捏造就相对容易了。比如该案中三名证人的辨认，比如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和现场指认。
从被害人的陈述、证人证言、嫌疑人供述等所有证据中，甚至从社会传闻中去挖掘一切可能的客观性证据，以客观性证据为基础来建构事实，这建构起来的事实会牢靠得多。
换句话说，运用人性推定、推论出来的事实，再如何谨慎，都冒有较大的风险，都不如客观性证据来得实在和稳妥。
穷尽一切客观证据，并以客观性证据为中心来审查判断证据，是法律人的基本理性。
当然，也有不那么理性的反面教材。
以著名的张氏叔侄强奸冤案为例。
2003年5月18日，张高平和侄子张辉驾驶货车从安徽到上海，17岁的王某经别人介绍搭乘他们的顺风车去杭州，到达杭州后王某独自离去。几天后，张氏叔侄被杭州警方抓捕。
原来，5月19日在杭州西湖区一水沟里发现一具女尸，正是17岁的王某。警方怀疑王某被张氏叔侄所害，在杭州神探等人的刑讯下，张氏叔侄承认强奸并杀人。
冤案由此铸成。
抛开刑讯逼供这一痼疾，该案有两处吊诡之处。
其一，提取了王某8个指甲中末端检验出混合DNA谱带，由死者王某与另一男子形成，排除由死者王某与张高平、张辉混合形成。
其二，辩护律师提供了张高平的通话记录，证实案发时叔侄二人已经离开杭州去往上海。
这就是铁板钉钉的客观证据啊。
王某8个指甲中均检验出另一男子的DNA，证实了现场搏斗之激烈，之深入，几乎可以断定就是凶手留下的，事后证实这就是真凶勾海峰的DNA。
通话记录能极强地证实叔侄二人没有作案时间。
各位猜检察官和法官如何评判这一客观证据？他们说，不排除王某在其他场合接触过其他男性，在指甲里留下了DNA。
关于通话记录，检察官庭审质证，说辩护律师打印的材料没有移动公司的鲜章，不能证实证据来源的合法性，建议法庭不予采信，法官就真的排除了该份证据。
就这样，仅凭庭前的有罪供述，张辉被判死刑缓刑两年执行，张高平被判15年有期徒刑。
张氏叔侄案中，已然出现了证明力极强的客观性证据，但都被法官、检察官错误解读了。
30年前的1991年，美国佛罗里达州，威廉.肯尼迪被帕特西娅.鲍曼控告强奸，女方称，她被男方推到在水泥地和草地上强奸了15分钟，她始终奋力反抗。肯尼迪称，双方是自愿发生关系的。
僵局似乎已定，陪审团只能在二者之间选其一，看起来像一场赌博。
此时，华谊神探李昌钰出场了，他带来了一块在水泥地和草地上用力摩擦过的手帕，让陪审团在显微镜下看手帕的破损程度。接着再拿着女方的衣服、内裤在显微镜下放大，结果是没有纤维破坏的痕迹，甚至没有草地的痕迹。
“李博士，手帕和内裤不一样，你为什么要用手帕代替内裤来做实验？”检察官惊慌失措地问。
“因为我没有随身携带女人内裤的习惯。”李博士回答道。
哄堂大笑后，陪审团一致宣告肯尼迪无罪。
在性侵案件的办理中，穷尽一切客观证据，并以客观证据为中心准确地解读它，李博士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。
